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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結束后再反思:推進高考公平為何與提高教育質量相矛盾

熊丙奇2019-06-10 13:07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熊丙奇/文 2019年高考結束。除高考考題外,最撥弄社會神經的,還是有關高考公平的話題。與往年一樣,農村生、貧困生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又成為公眾號煽情的題材。最后,幾乎所有高考公平話題的落腳點均是:當前的高考,是所有學生最后一個不看臉,不看家庭出身,主要看自己的實力的公平競爭機會。因此,所有為提高高考成績的付出,都值得尊重。

可以這么說,每一次高考,都給應試教育,甚至極端的應試手段,一次“正名”的機會。這是為命運而戰!而一旦文章的主角,是農村生、貧困生,文章也就自帶“道德光環”,給任何質疑者貼上不道德的標簽,認為質疑者都不懂農村生、貧困生,都不是在為底層農村生、貧困生說話,是在剝奪農村生、貧困生僅剩不多的機會。

然而,這樣的論調,真是在為農村生、貧困生說話嗎?真能給農村生、貧困生帶來公平嗎?其實,如果真為農村生、貧困生著想,就會發現,對于農村生、貧困生,當前最優的公平路徑,是進行公平補償,以及在補償公平的同時,提高當地基礎教育質量,而非強調評價標準統一;強調評價標準統一,非但不利于擴大高考公平,反而讓公平與質量變為一對矛盾,只有進行多元評價,才能既擴大公平,又整體提高基礎教育質量。

 什么是重點大學農村生比例下降的主因?

在2012年前,我國重點大學的農村生比例日益下降,比如北京大學的農村生比例只有12.5%,清華大學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很多人把原因歸為自主招生制度、保送生制度和加分政策。從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比如,有調查顯示,獲得保送機會和加分機會、自主招生的城市學生遠多于農村學生。可是,我國的自主招生改革,是從2003年開始啟動的,名額只占招生計劃的5%,而在2003年之前,重點大學的農村生比例就在下降。

調查顯示,北京大學1996~1999年農村考生的報錄比為0.31~0.34,是城市考生的1/7;清華大學1996~2000年農村考生的報錄比在0.33~0.38;北京師范大學1996~1999年農村考生的報錄比為0.5~0.56。另外,我國保送生政策從2000起從嚴,名額由之前的2萬名,減少為5000名左右,近年來則只有2000多名,今年,有2232人被各大高校擬保送錄取,其中,清華大學173人,北京大學176人。

是不是全部取消自主招生、保送生政策、加分政策(2018年我國已經取消所有高考獎勵性質加分),農村生的比例就會提高呢?答案是否定的。一個事實是,統計數據顯示,我國農村生的高考成績平均比城市學生低40分左右。這才是重點大學農村生比例下降的根源:由于接受的學校教育質量比不過城市學生,家庭也不能提供更多的培訓支持,于是在和城市學生同場競技時比不過,憑分數只能更多進二本、三本院校和高職高專,我國高職高專農村學生比例高,主要原因是分數,而非學費——重點大學的學費是低于很多民辦院校的。所謂的公平,只是提供了一起比賽的機會。也有人說各地的高考錄取指標不均衡,導致農村生比例少,然而,就是調整高考指標,一省范圍內新增的高考指標,也更多被城市學生獲得,而非平均地分給農村學生。

我國包括北大、清華在內的重點高校,近年來農村生比例下降的趨勢得到遏制,農村生比例略有提高,2018年,北京大學來自西部地區省份的學生約占23%,農村地區、少數民族貧困地區學生約占15%;清華大學2018年農村及貧困地區生源占比17.9%,少數民族生源占比11.1%。做到這一點,靠的并不是統一分數標準,而是實施補償計劃。從2012年起,國家實施扶貧定向招生計劃,并逐漸發展為三個專項計劃:國家專項、高校專項、地方專項,通過專項計劃,面向貧困地區、農村地區單列計劃,由此增加貧困生、農村生進重點大學的機會。這是有效的推進高考公平的做法。

 農村生改變命運更難

我國各地近年來出現了不少超級中學。不發達地區的超級中學尤其令人矚目。對于超級中學,有不少輿論力挺,認為超級中學給貧困學生、農村生提供了改變命運的通途。這令人匪夷所思。如果超級中學起到了這樣的作用,為何我國重點大學的農村生比例這么低呢?

其實,坐落在不發達地區的超級中學,并非就招當地生源,為當地學生服務,而很多是面向全省招生,甚至是在當地教育部門支持下,把全省的優質生源集中在一校,以打造著名的“升學名校”。超級中學的存在,反而減少了農村學生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由于超級中學對周圍的師資、生源產生虹吸效應,以前辦學紅火的縣中,變得凋敝,而絕大多數農村生就在當地縣中,甚至鎮中學讀書。

對此,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超級中學的實質。讓社會認識這一實質并不難,只需教育部門公布超級中學學生的戶籍所在地即可,否則,超級中學就一直有為貧困生、農村生辦學的假象,破壞教育生態和教育公平,還被視為公平的化身。

目前,超級中學還不滿足于在本省范圍內辦學,而是想向外輸出這種教育模式。而要輸出這種模式,就需要全國各地都堅持用單一的統一標準評價學生。最好的理由,自然也是高考公平。但這并不是推進高考公平,而是獲得高考利益,助長畸形的高考競爭。

 高考改革,從來不是取消高考

今年,我國高等教育將實現普及化。但毋庸置疑,我國各地的高等教育、基礎教育發展并不均衡。在教育發展不均衡的情況下,擴大教育公平與提高質量,該怎么平衡?

目前社會輿論力挺的用單一分數標準評價學生的思路,是讓教育發達地區,采取向不發達地區看齊的思路,這種公平觀,既不能給不發達地區帶來公平,也會嚴重影響發達地區的教育發展。這也是發達地區近年來國際學校迅猛增加,出國留學熱持續升溫的原因。如前文所述,對不發達地區,要擴大公平,就必須采取補償公平的措施,就如對貧困地區進行扶貧,需要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一樣,而不是以不發達地區的教育發展情況,來確定教育評價標準,這會嚴重影響國家的教育現代化——教育現代化、國際化,需要在國際競爭中輸出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評價標準,那“就低”的教育評價,怎么做到先進?

提起高考改革和教育評價體系改革,不少輿論是在故意傳遞“恐懼情緒”,最典型的就是把高校自主招生、建立多元評價體系的改革,簡單地稱為“取消高考”,而這一說法,在高考改革的語境中根本不存在,而只是轉變高考考試的功能,將統一高考成績作為大學評價、錄取人才的一個評價指標,而不是唯一的依據。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我國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需要全社會以對國家、社會以及對每個考生負責的態度認真思考,而非進行情緒煽動。高考制度堅持“唯分數評價”,將令我國基礎教育辦學就采取升學教育模式,這樣的教育模式是落后于時代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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