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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的黑暗面

陳季冰2019-05-30 14:56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陳季冰/文 2018年3月,就在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將數據比喻為“21世紀的石油”之后10個月,Facebook被曝出史上最大的用戶數據泄露丑聞。自那以后,數據受到的關注度驟然升高,在金燦燦的前景的背后,數據的陰暗面也漸漸展現出來。

其實,數據泄露以往也并非罕見。過去十多年里,從航空公司、大型零售企業到連鎖酒店,都發生過客戶數據外泄事件,甚至連技術頂尖的谷歌也難免數據泄露之災。

但所有這些都無法與Facebook數據泄露丑聞在美國社會所造成的震撼相比——一家叫做Cambridge Analytica(有人將它譯為“劍橋分析”)的數據公司非法竊取了多達5000萬Facebook用戶的資料后,用算法進行大數據分析,根據他們在Facebook上留下的蹤跡推測他們的日常喜好、性格特點、行為特征、政治傾向……最終目的是借助Facebook的廣告投放系統,向他們推送個性化的政治廣告、新聞乃至假新聞,以達到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們政治傾向和投票的目的。據稱,Cambridge Analytica與共和黨及特朗普的競選陣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此事牽涉面之廣波及Facebook美國活躍用戶總數的三分之一、美國所有選民人數的四分之一!在當今意識形態高度兩極化的美國社會,無疑觸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輿論大地震。整個2018年,年輕的馬克·扎克伯格和他一手創辦的Facebook都在焦頭爛額地應付來自社會各界的詰難和壓力。

這個事件第一次讓人清楚地看到,如果數據被以不正當的方式錯誤地使用,將對整個社會造成多大的破壞,并且這種破壞已經越出了單純的經濟損失或某一些個體或群體的權利損害。換句話說,Facebook和谷歌這樣的公司如果闖下了什么禍,已遠非它們自己獨自能夠承擔。

越來越多數據的收集和使用,正在給消費者帶來巨大好處,并且必將重塑整個經濟,使之實現前所未有的效率提升。然而,社會公眾中的焦慮和恐慌也在與日俱增,許多人有一種對未來失去控制的無助感。對普通民眾來說,首先自然是對隱私權利和安全方面的擔憂。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2018年10月,牛津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通過近100萬款安卓(Android)app收集的數據有近90%被傳回谷歌,其用途則不得而知。領導這個研究項目的負責人稱,如今,對于智能手機數據流向數字廣告集團、數據經紀商以及購買、銷售并混合信息的中介機構的程度,用戶、監管者、有時甚至app開發人員都不知道。他認為,“給人的感覺是這種本來正當的商業模式(數據共享)已經完全失控,形成了一種混亂的行業,受其影響最大的人卻對它全然不了解……”

個人數據越來越多地被用于商業甚至政治目的,但消費者和公眾卻不清楚哪些公司(機構)擁有了我們的哪些數據?它們將會如何使用我們的數據?它們憑什么擁有并使用我們的數據……這個過程幾乎是一個“黑箱”。加上頻繁曝光的黑客攻擊以及數據的泄露和失竊事件,就更令人煩惱不安了。

這就引出了一個“數據知情權”的問題。2019年3月中下旬,阿里巴巴發起的羅漢堂在杭州召開“隱私與數據治理”國際研討會。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讓·梯若爾(Jean Tirole)在主題發言中稱,用戶的“數據知情權”應當包括用戶數據被收集以后將會如何使用、使用后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等一系列清晰的告知。然而他也承認,就連他自己在瀏覽網頁,按下很多“接受(同意)”鍵時也并不會仔細地閱讀它對自己意味著什么。

這個問題在中國更為嚴重。我們幾乎每天都會收到大量垃圾郵件,接到陌生人打來的推銷電話,電信詐騙在中國已成為一大公害。這些都說明,在中國,盜竊和買賣用戶數據是家常便飯。

有媒體報道,最近一兩年來,在線消費貸款應用的蓬勃興起,甚至已經產生了一個活躍的專門買賣被竊用戶數據的黑市。這很難禁止,也很難說消費貸款平臺沒有參與數據買賣。去年9月,有亞馬遜員工大規模對外販賣用戶數據的丑聞被曝光,一度引發該公司中國區高管遭洗牌。

在中國,由于制度及文化等許多因素,人們長期以來對隱私保護的觀念比較淡漠,這就使得數據的收集和交易(不管是合法的還是灰色的)都比在西方國家更容易。我們甚至還可以說,中國互聯網產業之所以能夠發展得如此迅猛,將經濟整體上比我們發達得多的日本和歐洲遠遠甩在身后,除了得益于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消費人口以外,隱私保護的不受重視、數據監管的法律缺失,也是重要的土壤。

確實,即便發生了Facebook數據泄露丑聞之后,并沒有明顯跡象表明有人開始改變自己的網上行為,以更好地維護自己的“數據權利”。這或許是因為,這將是一場信息和能力嚴重不對稱的博弈,普通消費者在復雜而海量的數據管理任務面前幾乎無能為力。再則,他們也沒有什么其他選擇。

于是,這就又引出了第二重的擔憂:數據壟斷。

有資料顯示,在歐盟《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GDPR,于2019年5月25日生效)正式施行以后,谷歌、Facebook等互聯網巨頭的廣告量反而增加了,它們的平臺也爭取到了消費者很高的數據隱私使用同意率,比其他一些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的消費者同意率要高很多。這一方面可以說明谷歌和Facebook的產品和服務確實做得很好,但另一方面恐怕更多的是它們市場力量的體現。

科技巨頭一向受益于網絡效應或規模效應,在“數據時代”,這種網絡效應尤為凸顯,以至于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寫了市場競爭的傳統定義:Facebook的注冊用戶越多,它的“社交功能”就越強大,也就會吸引越多人加入;而收集了足夠的用戶數據后,公司會有更大的空間來改進產品、提升服務,從而吸引更多用戶加入;這又意味著更多數據和更大的網絡效應……這讓后來的規模較小的競爭者永遠處于劣勢。

如果放到國家的層面來看,這種資源的聚集效應就更加觸目驚心。因此有人預言,隨著數據時代的深入和智能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會出現一個巨大的“數字鴻溝”,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數據權力”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悲觀主義者描繪了一幅暗淡的場景:對數據的掌控和挖掘能力會成為一道難以逾越的堅固的“護城河”;那些領先一步的企業和國家將憑借它吞沒競爭對手,以適合自己的方式重塑21世紀經濟、乃至政治,從而加劇國與國、公司與公司、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并將它永久固化下來……

而技術進步派將這種對所謂“數據壟斷”的擔心看作毫無必要的“杞人憂天”,他們認為,數據的最大特征就是變動不居、源源不斷,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一個技術上的變遷都可能帶來顛覆性的變革,就像當年谷歌和Facebook徹底顛覆了廣告行業一樣。因此,如果“數據是21世紀的石油”的話,那么它恰恰意味著未來的競爭變得比過去更加防不勝防。光占有數據是沒有太大意義的,重要的是開發數據——歷史上,石油大國往往不是經濟強國。

但悲觀主義者們認為,技術進步派將破除“數據壟斷”的希望建立在不受限制的技術進步上。然而在即將全面降臨的“數據時代”,最大的威脅恰恰在于,技術進步派期待的技術進步將不再會自然發生。原因在于,當今的互聯網巨頭們能夠通過數據來“監控”整個經濟:谷歌能看到人們在搜索什么,Facebook能看到人們分享了什么,亞馬遜能看到人們購買了什么……這讓它們在各自場域內獲得了“上帝視角”。當一種有潛力的新技術涌現時,它們會要么通過模仿和收購來將它收歸己有,要么干脆通過自己的市場力量將它扼殺在搖籃里。總之,及早消滅潛在的競爭對手。

目前普遍存在的對于“數據霸權”的第三重擔憂,其實更多的是一種對所謂“分配不公”的不滿或怨憤。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那些科技巨頭以提供免費服務作為誘餌,讓用戶感覺互聯網上凈是“大便宜”可賺,但實際上,隨著消費者將越來越多的注意力投入在這些平臺上,就成了它們不需要支付報酬的免費勞動者。

讓·梯若爾一針見血地指出,平臺經濟改變了過去的生產者(提供者)、商品(服務)和消費者三者之間的關系。如今,對谷歌和Facebook來說,我們這些注冊用戶貌似是它們的消費者,但實際上我們更像是它們出售給廣告商的“商品(服務)”,或至少是它們的“原材料”。問題在于,第一,我們的數據到底能產生多么大的價值,我們并不清楚;第二,即使我們不想要它們的“免費服務”,恐怕也沒有什么選擇的機會。

硅谷科技巨頭們確實也有充分的正當理由來捍衛自己的商業模式:如果不收集數據,就不可能為用戶提供優質服務。況且,它們并未強迫(或采用欺詐手段誘使)用戶使用自己的服務。

就連憑借產業組織和管制理論摘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讓·梯若爾也承認,盡管我們可以大膽地對這些互聯網大鱷們提出質疑,但在監管實踐中,恐怕不能魯莽地一刀切,“把孩子連洗澡水一起倒掉”,這其實也是GDPR引人關注的焦點。他還認為,讓平臺給予注冊用戶經濟補償的建議,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此外,如果用戶過分強調對數據的掌控權,不讓平臺去“運算”和挖掘,那么這些數據實際上不會有什么價值,除非有第三方的中介數據公司介入。說到底,“掌握”數據不重要,重要的是“開發”數據。

如何對數據進行合理監管,并降服那些脫了韁似的平臺公司?近年來,關于這個問題的學術爭論層出不窮,有一些已經進入實踐層面的嘗試和探索。一般而言,它們大多沿著下述三條思路展開——

第一種監管思路的著眼點是隱私保護,歐盟的GDPR主要遵循的就是這條思路。

2016年11月美國大選投票幾天前,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曾出臺一項規定,試圖強迫寬帶提供商在出售用戶數據前必須得到用戶許可。但這項規定后來被美國國會投票否決了。此舉遭到了隱私權利保護社團的譴責,但國會的否決也是有它明顯的道理的。況且,美國是聯邦制國家,現有的其他的一些聯邦或各州的法律——比如ECPA(電子通信隱私法案)——都已有涉及到這部分的內容。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孕育和誕生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平臺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卻可能成為全美首個對數字經濟采取嚴厲管束的地方。據報道,加州已經通過的隱私法律要求企業允許客戶選擇不參與任何形式的數據收集,并迫使企業就數據如何被使用和出售給第三方做出新的重大披露。它被認為是目前最高的數據保護標準,甚至可能比歐盟的GDPR更加嚴苛。

不過,如我在《如何定義“數據”的經濟性質?》一文寫到的,“隱私權”是一個本身就爭議重重的概念。特別是在歐美發達國家,它的重點其實是在于防范政府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第二種監管思路的著眼點是反壟斷,這是原則層面最沒有什么爭議的,但它真的實施起來也相當復雜。

數據反壟斷的原則無非是削弱互聯網公司對數據的掌控力,賦予消費者(用戶)對數據的更大控制能力。它可以通過提高透明度來實現,例如強制要求公司向用戶公開它們掌握的關于數據的各種信息、使用前征得用戶的同意、限制(禁止)“勸導式技術”的使用、對針對兒童的服務設置更多法律限制等等。

法律還可以借鑒專利機制,即在一定期限內對科技公司所掌控的數據采取保護,以維護他們的創新動力。超過一定期限后,這些數據就必須向市場公開并允許被分享。還有人呼吁,拆分Facebook這類掌握了過多市場權力的超級“巨無霸”,以實現更多的市場競爭……

不過,在當今的經濟學界,主流的觀點傾向于反壟斷政策應當針對的對象不是市場壟斷地位本身,而是濫用壟斷地位對消費者或競爭者構成實質性的損害,更強調競爭性(Contestability)。用這一條去套那些硅谷巨頭,大概沒有一家應該受到打壓或懲處——它們自己都還是生機勃勃的“年輕公司”。所以,針對社會上要求遏制硅谷科技巨頭的呼聲,負責反壟斷的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總體上態度并不積極,它的觀點是:互聯網與數據反壟斷問題在現階段是一個很不明朗、因而需要謹慎對待的問題,輿論所呼吁的監管目標可能是相互沖突的。舉例來說吧,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大范圍的分享也許能有助于反數據壟斷,但對于保護隱私權利卻是不利的。

第三種監管思路的著眼點是更宏大的“社會公正”,方法就是迫使平臺科技巨擘為開采“數據”買單,讓它們向消費者支付所謂“數據紅利”。

既然數據是“當代的石油”,那么,就像埃克森-美孚應當為開采地下的油氣付錢一樣,Facebook也理所當然地應當為開采數據而付錢。這是這一條監管思路的基本邏輯。自從阿拉斯加州發現了石油之后,它就成了這個冰天雪地的地方最重要的財政來源;挪威的情況也是如此,石油資源是公共財富,應當由全體民眾共同受益,而非開發它的企業獨占。“數據紅利”的構想最初是硅谷技術專家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和經濟學家格倫·韋爾((Glen Weyl)提出的,并受到了公民自由律師、斯坦福大學教授吉姆·施泰爾(Jim Steyer)的有力推動。

讓收集和經營數據的平臺公司向“生產”它們的民眾支付經濟補償的方法有兩種——

相對更符合市場公平的第一種是“誰使用,誰獲利”,也就是讓平臺公司根據用戶產生數據的情況直接向他們支付“酬勞”。但前文已經說到,這種方式實施起來非常困難。無論這些數據是主動還是被動生成,很少有人有意愿、時間、和能力跟蹤自己生成的所有信息或估計其價值。即便有這樣的人,也缺乏議價能力來從平臺那里獲得比較好的價錢,最后只可能是平臺愛怎么給就怎么給。于是有人提出,可以建立一個所謂的“數據勞工工會”,通過抱團合作,集體談判的方式維護用戶的“數據權益”。

另一種更為簡便易行的方式是由政府出面,這其實就是阿拉斯加州和挪威等國處理石油收益的方式,眼下加利福尼亞州正試圖對谷歌、Facebook和亞馬遜等公司推行這樣的監管。具體做法是,要求平臺公司按數據經營獲利的一定比例,出資創建一個財富基金,用于投資教育和基礎設施等,最終服務于全社會。美國有經濟學家做過估算,假如美國政府規定數字企業按50%支付數字分紅,按目前的增長速度,到2022年,四大類數據收集者——平臺、數據經紀商、信用卡和醫療保健公司——將向每個使用互聯網的美國人支付308美元。

說到底,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新的稅。但正如有人提議的創設一個對數字經濟進行專門監管的新型政府機構、甚至“全球性協調機制”,以應對“新時代的挑戰”一樣,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一類政府強制行為注定會帶來許多新的問題。很多時候,甚至比它能夠解決的問題更多、更麻煩。

實際上,企業也在主動探索著自己的解決方案。

隨著數據作為一種寶貴資源的重要性獲得全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許多科技企業發現,自己現在面臨著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到底是兜售數據的商販,還是管理數據的管理員?

谷歌和Facebook顯然是前者,它們現在變得聲名狼藉。但或許還有另一種更好的商業模式,可以利用數據創造收入,但卻不那么容易受到公眾批評,也不太可能面臨更嚴格的監管。

不久前,蘋果和IBM都展開了公關行動。蘋果推出了一個新的隱私網站,以更好地展示一些它認為將自己與谷歌等區分開來的特性,包括在單個設備而不是“云端”層面運行的搜索算法,讓用戶對蘋果能看到什么擁有更大控制權。IBM則與歐洲議會合作,公布了一套新的旨在提高科技巨擘受信任度的數據原則和實踐,其中包括一項承諾:永遠不會將客戶數據交給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監控計劃,同時承諾客戶不僅對其終端數據享有權利,還對任何源自其終端數據的算法“學習成果”也享有權利。IBM宣稱,自己不會超出具體合約期限在其服務器中保留任何專有數據。

更多人則相信,包括隱私保護等在內的民眾的“數據權利”,只有依靠技術進步才能真正得到有效捍衛。

在美國,已有的嘗試包括開發私人賬戶,讓個人或組織可以將自己的數據保存在一個他們能夠完全控制的數據庫里,并自主地選擇與他人分享。

就像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所說,其實數據不只是帶來挑戰,它也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的解決方案。未來可以有這樣一種公共的“數字空間”,把用戶各自擁有的一部分的數據放在一起,然后做共同的運算。但這部分用戶數據是用戶自己掌握的,沒有人可以把它們“偷走”。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這種依靠更高階的技術手段來提供解決方案、而不是把一切都“管住”的思路,或許才是經濟和社會進步的更佳路徑。

《上海商報》評論版主編。畢業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曾任上海經濟報副總編輯、東方早報副主編,現就職于上海商報社。著有從近現代歷史出發探討“中國崛起”問題的通俗學術著作《下一站: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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